[世界公民運動]李東昇的新家

全院的研究機構目前有三十個，在李遠哲手中成立的就有四個所、四個籌備中心，和五個跨學門中心。每五年走一趟中研院，都感受它明顯的進步，角落裡有了朱銘的雕塑品，有潺潺小溪，建築物一棟接著一棟豎立。

中研院最大的改變還不是來自硬體，而是軟體的人才與制度。過往中研院是個安逸的公務員組織，研究做得再不好，也不會被解聘，終身副研究員的人數不少。

但現在，研究員也不再有長期的飯票。目前中研院助研究員規定，初聘五年，續聘三年中，如果不能升等成副研究員，就要走路，連四、五十歲的研究人員也不例外。李遠哲來了後，對人才的把關愈來愈嚴。「有不少人一輩子升不上研究員，通不過啊，」楊國樞說。他一方面努力把中研院訓練成一支精良的隊伍；另一方面則積極向外借將才。

他的做法，第一是充實「研究經費」。七月三日走馬上任的統計所所長李克昭原本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他願意回國，就是李遠哲允諾他，未來不必擔心經費短絀。「錢是我的責任，」他回憶李遠哲的話。第二則是動之以「理念」。

七月初剛剛結束的院士記者會上，新科院士、分生所所長姚孟肇開玩笑地說，自己本來在西雅圖過著「像神仙一樣的日子」，旁邊的李遠哲馬上接口「你在這裡才會過得更像神仙，因為台灣的蟲更多。」﹝姚孟肇的研究材料是四膜蟲﹞引來場內一陣哄然大笑。

李遠哲為國內國外學界跨起了橋樑，不斷引進優秀人才回國主持研究。姚孟肇只是一個例子，目前三十個研究機構的所長或主任，有十個左右都是李遠哲從海外挖角回來的，裡面包括十月接任中研院新任院長翁啟惠，還有前陣子開發出全世界獨一無二的龐貝氏症孤兒藥的生醫所所長陳垣崇、新任國衛院院焜玉等。「因為他自己也犧牲回來了，」中研院公共事務組主任梁啟銘說，自己辭職過五次，都被李遠哲「我們大家都要為國家努力」的一句話擋了回來。

李遠哲當院長薪水四十萬一個月，「對我還是太多，我沒花什麼錢。」他的生活算簡樸，不久前，一位新加坡華僑在星國聽了他演講，寄來一件西裝材料給他，要他穿好一點。除了科學家、中研院院長，他還可能是二十一世紀台灣，最後一位，具有跨界影響力的知識份子。

在戰亂年代出生的李遠哲，接受了德智體群美的均衡教育。除了功課好，他打棒球、網球；他聽古典樂，參加樂隊；他甚至在二次大戰逃難時，和跟他姑姑租田的佃農孩子們，一起挑水、收柴。他最常和學生講的故事，多半來自他在山裡逃難兩年自學的生活能力與經驗。夏威夷大學教授李遠輝是李遠哲的堂哥，他們兩個年齡相仿，從四歲就一同走路上學，大學同寢室、坐同班飛機出國留學。

李遠輝描述他們成長的日據年代說，「那個時代真的很妙。很多人都是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因為看到世界太不公平，我們反而成了濃厚社會主義思想的擁戴者。」

當時，日本佔領下的台灣，新竹空軍基地被美軍嚴重轟炸，殯儀館前大排長龍；還是小學生的李遠哲堂兄弟在街上玩躲迷藏時，還不清楚，為什麼街上朝鮮庭的年輕女孩總在巷旁哭泣。長大後他們才知道，漂亮女孩是朝鮮來的慰安婦。上書香門第的教育，塑造了他們不一樣的氣質。

李遠哲家族的孩子，閱讀的書籍是遠自上海飄洋過海，大陸較左傾、主張民主自由的開明出版社出的《開明少年》；台灣光復後，當大家在學習三民主義，會看日文的他們閱讀的是大批日文書籍，以及偷偷拿到手的周恩來國務院的報告、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還有毛澤東的《矛盾論》與《實踐論》。這種哲學訓練與人生歷練，促成李遠哲有種知識份子的改革抱負。

「我一輩子就是要成為自己的主人，我要走出一個理想的路。」李遠哲說他人生的願望除了成為科學家外，就是要集結志同道合的朋友，改變台灣社會。頂著諾貝爾的光環，李遠哲承受了許多社會的期待，也發揮了甚至超出他想像的影響力。

體制外的魅力與影響力他一回國，就接受前總統李登輝的邀請，參與教改；九二一大地時，他人在美國，民間社運團體傳真到他的飯店，希望他擔任災後重建召集人，他也二話不說答應；甚至，兩千年政黨輪替時，他也組成國政顧問團，協助陳水扁施政。

許多人批評李遠哲過度「膨風」，喜歡對各項政策表態，在為自己「造神」。但也有人指出，每當台灣社會遇到難題，長期來的文化習性就會發作，包括媒體在內，習慣要找一個導師級人物。於是常鎖定他，要他給答案。面對台灣社會對他的過度期待，他的詮釋是，「因為不民主，社會期待有英明的領袖，但我們應該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上。」

也有許多人認為他根本不單純，而且有強烈政治企圖。一位前大學校長私下批判李遠哲，認為他有玩政治、登大位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