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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5.21
面對全球化的挑戰研討會 全球化 攸關生存的挑戰
劉德宜/台北報導
全球化的浪潮來襲,台灣的政府卻將它擋在門外,不僅導致政府與企業的競爭力脫勾,連帶地造成台灣社會M型化。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敬一與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薛琦昨日指出,全球化的挑戰是攸關「生存」的挑戰,這個「生存」問題的位階甚至超越「國家認同」問題。
由時報文化基金會舉辦的「面對公與義全球化下的發展與分配」研討會,由朱敬一擔任主持人,朱雲鵬、林萬億、黃榮村、薛琦等人與談。由於主掌台灣經建大方向的經建會主委何美玥,以要行政院有會議為由未參加,官方代表只留下主導政府「大溫暖計畫」的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參與討論。
在最後的綜合討論會上,各界以不迴避的開放態度,全面檢討台灣最擔心的「大國崛起」、以及加上由網路帶動的資訊革命之下「全球化」過程中,台灣更加迅速地被邊緣化的狀況。
朱雲鵬:台灣應主動開放
中央大學台灣經濟發展中心主任朱雲鵬首先發言指出,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台灣更該走上自由開放與國際銜接的路線,台灣是中國地區中最早融入世界貿易體系的,有歷史以來就是走國際經濟路線,今後也一樣,因為台灣市場不大,一定要變成世界分工體系的一部份,最後才能讓自己的經濟占到一席之地。但,很不幸的,全球化的過程中大陸與印度都占到位子,台灣卻碰上「大陸」的政治因素,很多政策無法理性討論。」
朱雲鵬以最近分別被渣打與花旗銀行購併的竹商銀與華僑銀行為例,形容這兩家銀行的員工竟然因此到全世界充份自由地發揮了,顯示企業正在做「移民」的動作,讓「台灣企業競爭力與台灣的競爭力」脫節。
朱雲鵬反問,「難道我們還要採取這種策略,讓台灣的企業一個個變成國外企業的子公司嗎?我不相信這是大家願意看到的現象。」
朱雲鵬說,他到現在還在念這個事到底對不對:「我記得一高官說台積與聯電是兩隻老虎,如果當年早點開放這兩隻老虎赴大陸,今天就不會有中芯半導體。」他還認為,台灣一定要走民主與法制的路,並且須要政府政策建立溫暖的社會。他以已故英業達副董事長溫世仁曾提出「台灣平台」理念為例,解釋為何台灣的薪水是大陸的三倍、印度的十倍,原因是站在視野不同的台灣平台上:「靠著開放與全球接軌的經濟,創造出特有的基礎與特色」。
薛琦:要活命就要開傘
金融研訓院長薛琦指出,過去的台灣是靠著市場開放發展,現在反其道而行,「政府認為,市場開放會帶來很多的衝擊,但這就是市場開放的目的與意義,就是要面對與克服,你的經濟就會往前走,最壞的做法就是把門關起來,你認為衝擊不在了,你就停止進步。」
他還以「雨傘」、「降落傘」做比喻:「對於市場開放,有種說法是『市場就像雨傘,要用它就要打開』,還有人講,這次的市場不是雨傘,而是像降落傘,跳去出之前還要先確定傘會打得開,所以要活下去就要打開!」
薛琦說,如果M型社會以二十等分來分析,最高所得的那群人控制的資源一定是增加的,細分後M型更明顯。一旦中產階級越來越少,老百姓真的要革命了。
曾經擔任經建會副主委的薛琦不忘批評不在場的何美玥,認為她是「選擇性的解讀」,因何美玥說,從二000年來台灣的口增加一千億美元,「看起來很偉大,但台灣的出口成長率在亞洲四小龍排最後一名,出口對我們GDP的貢獻愈來愈小,因為最終產品很多是『負出口』。」
薛琦火力四射地說:「何主委談全球化時說好像衝浪一樣,我在想,衝浪都會再衝回海岸邊耶,根本這不是走出去耶!」
朱敬一在最後回應薛琦「全球化是生存的挑戰」的觀點。朱敬一說,對成吉思汗而言,地球在一千年前就是平的,那個年代沒有什麼資訊革命、運輸革命,他靠著是武力刀槍,現在則是「經濟力」。「數千年來只有一個成吉思汗,但有通訊與資訊革命之後,用經濟力把我們踏平的潛在對手非常多,而且也是對弱勢者的挑戰。朱敬一指出,有人說台灣沒有左右問題,而是認同問題,其實,面對全球化的衝擊,台灣的生存問題,位階高於認同問題。
全球化各國經濟競爭搶資源的背後,是各國人才的競爭。林萬億認為,全球化下必須在資源分配上必須有所調合,因為全球化帶來區域性統整,資源愈多者愈擴張,例如雲林與彰化鄉下等資源很少的地方,就會出現邊緣化擴大。他也強調,人力資本不是純然地反應只是「為了工作」,而是要培養「高素質的人」。
黃榮村則認為,要強化人的品質與人力,才能迎戰M型社會與力爭向上游的能力,而且不能用原來的想法,他問:「按聯考分配學校,能迎戰M型社會來臨嗎?」
黃榮村認為,就用國際標準培養的,就讓他走國際路線,例如到國外服務的護理人員,「唯一問題,就是英語問題,這些護理人員品質非常好,但就是文化差異與語文不好,科技人員與教師也是,卡在英語不能完全溝通。」
黃榮村說,台灣的技職人才很多,本來就該跨國界流動才是,但是這涉及制度與國家策略,因此他要主張要架構《國家人才培育白皮書》。
曾巨威、許嘉棟力陳:調降遺贈稅 現非適當時機
劉宗志/台北報導
財政部有意調降遺贈稅率,部分人士則主張全面廢除,昨日在研討會上引發爭鋒相對。政大財政學系教授曾巨威昨日指出,大幅調降遺贈稅無法達到增加稅收目的,且社會大眾也無法接受,「墳墓正義」是租稅改革最後一道防線。中央信託局董事長董事長許嘉棟認為,目前絕非調降遺贈稅的適當時機。
時報基金會「面對公與義:全球化下的發展與分配」研討會昨日進行第二天議程,由曾巨威以「墳墓正義是租稅改革最後一道防線」為題,發表專文,由中央信託局董事長許嘉棟、中信證券董事長陳沖、立委劉憶如擔任評論人。
曾巨威指出,他不反對遺贈稅稅率適度調降,但政府在做決策前,一定要從整體稅制的檢討與改進著手,將生前課徵的所得稅與死亡或移轉時課徵的遺贈稅併同考量。此外,在貧富差距逐漸擴大且M型社會逐漸明顯現實情況下,社會對租稅不公已的體認已是一種普遍的觀感,如果生前稅制無法發揮公平正義,那麼死亡時點利用遺贈稅發揮「墳墓正義」,便成為最後一道防線了。
曾巨威說,自民國九十年經發會開始討論遺贈稅減免與廢除之可能性,後來又成立財政改革會研擬相關利弊得失。雖然透過遺贈稅減稅手段來增加稅收有理論上的可能性,但台灣現行稅制來看,減稅無法達到這個目的。
參考國外經驗,有開徵死亡稅、遺產稅或繼承稅的國家包括日、韓、新加坡、法、英、美、挪威、比利時、德國、荷蘭等四十個國家;未開徵的國家則有香港、中國、泰國、葡萄牙、瑞典、義大利、加拿大等廿二個國家。
曾巨威指出,贊成者多以「社會公平」的角度出發,而反對者則是「資源效率」為主要論點。遺產稅稅基主要來自「資本所得」,尤其是未實現資本利得,可防止財富集中,和所得稅目的為改善所得分配的狀況不同。在國內,曾巨威指出,遺贈稅約佔總稅收的比例只有二%左右,平均每一百件申報案件,只有五、六件真正要繳遺產稅;每一百件贈與稅申報案件,也只有十五件左右要繳贈與稅。而富人透過公共設施保留地等實物抵繳的方式避稅,是最令人垢病的一環。
許嘉棟:改善投資環境較重要
許嘉棟也表示,論者或謂調降、甚至廢除遺贈稅才能吸引台商國外資金回流,但改善國內投資環境應該比調降遺贈稅有效。近年來,國內貧富差距擴大,加上選戰在即,目前絕非調降遺贈稅的適當時機;而政府的角色應是創造公平競爭之法制與環境,在必要時矯正包括所得、財富重分配的市場失靈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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