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公民運動]李東昇的新家

[李東昇的意見]台灣呢?

一起來想想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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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韓國中國香港的大學全球競爭力
•大學生關鍵能力2. 接軌國際 建立與全世界超連結的能力(全文轉載)
•「大學生關鍵能力」: 用全球觀觀全球,成為[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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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理工學院 百萬富翁製造機 (part 1)

猜猜看，印度史上最熱門的出口產品是什麼？
答案是：「印度理工學院」（ＩＩＴ）的畢業生。
在印度，一流的學生念ＩＩＴ，二流的學生才到美國留學。
在印度政府的大力扶植下，它已驚動美國、轟動跨國企業……。

　它沒有老牌名校那種宏偉亙古的建築，也沒有新興大學那些昂貴豪華的先進設備；它的歷史不長，不過五十幾年；可是它的「產品」，卻個個是蓋上正字標記的品質保證。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六十分鐘」節目，曾經花了一整集時間來介紹它，說：「把哈佛、ＭＩＴ（麻省理工學院）和普林斯頓加起來，就是它在印度的地位。」美國《BusinessWeek》則大膽下了這個定論：這所學校的畢業生，是「印度史上最熱門的出口產品」。

　在美國媒體的大方加持下，ＩＩＴ（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印度理工學院）從一所咖哩味濃郁的印度學校，成為一個光芒耀眼的傳奇品牌，還因此創造了「IITian」（ＩＩＴ人）這個英文名詞。

任務：成為印度的驕傲

　「ＩＩＴ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成為印度的國家驕傲，」辦公室裡一無長物，用的是一架老式按鍵電話機，ＩＩＴ德里校區的學生訓練與輔導處主任塞恩（K. Sen）強調。五十五年前創設第一所ＩＩＴ時，之所以選址在卡拉普爾（Kharagpur）這個英國殖民者專門關印度政治犯的監獄，就是希望學校永遠要記得「人才是印度富強之本」。

　從創校之初，ＩＩＴ的定位和目標就非常明確，是為印度科技發展以及國家現代化工程，培養第一流的人才。

　印度政府擺脫齊頭式平等的僵化思考，把國家大部份的高教資源，集中在這所啣著國家使命出生的學校身上。它的基礎設施和條件，都比其他大學好；為了讓學校更快發展起來，印度政府特別制定一個為它量身打造的獨立法案，宣告ＩＩＴ是「國家級重要機構」，允許學校高度自治，舉凡課程設計、招生、教職員招聘，全由教師組成的學術議會裁定，不必受到非學術勢力的干擾與壓力。

　「我們有絕對自由，可以選擇要教誰、誰來教、教什麼，」孟買校區學術發展處處長辛格（A.K. Singh）分析ＩＩＴ成功的三大關鍵。

一流：只有２％ 的錄取率

　ＩＩＴ七個分校，每年共招 4000多名新生，印度上千萬中學生要擠進這扇窄門，就只能透過一個管道──參加聯合入學考試（ＪＥＥ）。ＩＩＴ的難考，在世界是出了名。每年超過30萬名成績優異的中學生報考ＪＥＥ，錄取率還不到 2 ％，比哈佛大學的 13 ％ 還要低。

　「上至總理的兒子，下至校長、教授的小孩，不論是誰，要進ＩＩＴ，考試成績一定要在前 2 ％，」對於ＩＩＴ的嚴選，德里校區註冊組長辛格（ Col. R. Singh）不無驕傲地說，在印度，第一流的學生進ＩＩＴ，二流的才出國念美國名校。

　ＪＥＥ考試只考物理、數學和化學，而且要考兩次，第一次先刷掉後面的40％，第二次則挑出最後能夠入學的考生。「能夠從ＩＩＴ出來，你就是 creme de la creme （菁英中的菁英），」ＩＩＴ畢業後赴美發展，詹恩（Naveen Jain）創設了價值20億美元的電子商務公司Infospace，ＩＩＴ畢業生高人一等的自信，在他的言談間展露無遺。

　ＩＩＴ窄門深深，又是成功人生的入場券，即使一年學費 2 萬5 千多台幣，是其他公立大學的 100 倍（重點國立大學尼赫魯大學一年學費，約台幣 200 元），仍是數億印度父母與學生「夢想之所繫」。

　專研印度傑出教育機構的尼赫魯大學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勞奧（S. S. Rao）指出，印度小孩從十一歲起，就開始為考進ＩＩＴ做準備，日夜補習苦讀，「只為了進入這所人人夢寐以求的學校。」勞奧點出，印度其他大學或理工學院，只能頒發工程學士，ＩＩＴ卻可以單獨授與B.Tech.（科技學士）學位，凸顯了它在印度的特殊地位。

教學：除了讀書，還是讀書

　除了政府不吝惜的扶植，ＩＩＴ近乎斯巴達式的教育模式，訓練學生理論、實務兼備，「耐磨耐操」，深受各界歡迎。

　學生畢業前要修滿180 個學分（台灣是 128 學分），其中必須有 20 個基礎科學學分；每五個星期舉行一次全校性大考，成績全校排名。從大一開始，每學期都要修六門理工課程，以及兩、三門實驗課；在學校的安排下，所有學生至少要到一家企業實習過。

　學校重視學生的計量與分析能力，大一不分系，全部學習理化、數學和電子學的基礎理論。學校的課程每隔一段時間更新、調整，為了讓教師能夠隨時掌握最新的理工趨勢，學校特別設置「品質改善計劃」（ＱＩＰ），協助教師提升能力，跟上全球的專業新知。

　為維持教學品質，ＩＩＴ始終以小班教學，師生比維持在一比六左右（台灣約一比二十），幾乎是全世界最好的比率；職員數也保持在教師人數的四、五倍，好提供教師充分的支援。

　ＩＩＴ老師對於學生的基礎數理要求特別高，有的甚至要求學生答案精準到小數點後第四位。ＩＩＴ的學生也鮮少抱怨功課太重，他們已經練就一身「解決最刁鑽問題的能力」。

　「不必逼他們讀書，ＩＩＴ人知道用功一定會成功，」孟買校區資訊系系主任帕塔克（D.B. Phatak）透露，他喜歡出最難的題目考學生，為的是「讓他們習慣自己解決難題。」

　曾有人計算過，在全世界所有大學中，ＩＩＴ學生成為百萬（美元）富翁的比例最高。資訊系統創辦人、昇陽電腦共同創辦人、麥肯錫顧問公司董事總經理、沃達豐集團執行長、網威（ Novell ）科技長等，都是具有全球知名度的ＩＩＴ校友。

　ＩＩＴ的成功傳奇，從美國企業的董事會議上，傳頌到華爾街股票市場，甚至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像是傳說ＩＩＴ學生在學會開車之前，就已經能夠解開各種複雜的科學難題。

　不論是大學或企業，美國人瘋狂著迷這些「咖哩腦袋」。例如，美國華盛頓特區的 George Mason 大學，每年主動奉送 60 個全額獎學金給ＩＩＴ畢業生，另外還補貼住宿費，付錢讓他們到美國企業去實習。

　這種轟動美國、驚動跨國企業的熱潮背後，或許也象徵了印度自身的遺憾。政府每年補貼每個ＩＩＴ學生的費用，是其他大學生的十幾倍；但是，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ＩＩＴ學生，前腳才離開校園，後腳就馬上踏進外國，印度社會近年也不斷撻伐ＩＩＴ「人才外流」（brain drain）的事實。 ■

首爾大學　危機中看見勇氣 (part 2)

有哪一所大學，會甘冒著財務負擔和社會壓力，緊縮招生名額？
為了更好的教育品質，首爾大學做到了。
身為韓國第一學府，雖曾因黃禹錫事件蒙羞，但它依然敢於帶頭改革。

　這裡原本是南韓前強人領袖朴正熙時代的高爾夫球場，聽說二十多年前，因為學生抗議，於是在這兒建了一個校區，因為四周是山，把學生放在這裡，很難出得去。這就是南韓的首爾大學。

　過去一百年來，它是南韓最好的大學，在南韓高教地位上一直領先，但這幾年，它的挑戰接二連三。

　首先是黃禹錫事件。首爾大學教授黃禹錫原本因幹細胞研究聲名大噪，南韓人引頸期盼著第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出現；但最後，黃禹錫卻被發現假造研究資料而遭起訴。

　現在到首爾大學，人們會說黃禹錫只是個案，不願多談。反而師生間開始談著剛上任的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潘基文也自首爾畢業，而他的上任似乎帶著大家走出黃禹錫的陰霾。

　首爾大學還面對國內如高麗大學等私校的急起直追。但首爾大學今年十月，《泰晤士報》最新的排名上依舊進步了30 名，從 93 名跳到 63 名。

　雖然公立大學改革的包袱重，但首爾大學總長李長茂說，「我們是在嚴謹中追求彈性，努力改革。」

　帶頭改革，需要勇氣。

　二○○四年，首爾大學在教育部之先，率先宣布緊縮大學部招生名額，使得每年招生名額減少了 2500 名學生。

　主要原因是希望降低生師比，讓課堂間師生的互動更為頻繁；大學部生師比從五年前的十五．六比一，進步到十一．四比一。

　走進首爾的課堂裡，偶爾會看到兩位教授帶著八位學生進行討論，他們試著以小班教學進行改革。

　學生減量與教學型態的變革，使得學校面對社會的壓力，還有財務的負擔。首爾大學 22 ％ 的經費來自學費，每年減少2500位學生，等於減少了近 2 億元台幣的收入。而家長更不希望一流學府減少招生。但李長茂認為，為提升教學品質，不得不為。

　情景若搬到台灣，讓人好奇，台灣一流大學有沒有勇氣做出減招的抉擇，而教育部與立法院是否能尊重學術自主？（文李雪莉）■

中國大陸　大學要「超英趕美」( part 3 )

從規模來看，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已是世界第一。
現在，它更急起直追，努力提升品質。不過，大手筆衝量之後，卻已造成不少弊端……。

大陸高等教育的發展正急起直追，而且聲勢驚人。
中國大陸教育部部長周濟在七月舉行的第三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指出，中國的高等教育總體規模已位居世界第一位。

九○年代初期，大陸18∼20 歲青年的毛入學率，在 3 ％ 左右，但一九九九年起擴招後，去年達 21 ％。

到去年底，在學的大學生總數超過 2300 萬人，每年約有 400 萬畢業生。

大學規模、數量急速成長，「高等教育從過去的菁英教育，已走向大眾教育，」北京理工大學教育所所長楊東平指出。

從重「量」到重「質」

在此同時，大陸高等教育也努力提升品質。

一九九六年提出「二一一工程」（面向二十一世紀，重點建設一百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兩年後當時的領導人江澤民在北大百年校慶中又宣布，中國要建立一批世界一流大學，被稱為「九八五工程」。去年「十一五」計劃中，對高等教育的要求也從過去偏重規模，變成要提高質量。

改善高等教育品質的最簡單做法，即是積極向外借才。

「模式很簡單：引進國外訓練頂尖的華人或美籍華裔專家，提供他們設備良好的實驗室、最聰明的學生，給他們相當大的餘裕，」《紐約時報》一篇探討大陸高等教育的文章如是歸納。

由中國教育部跟香港李嘉誠基金會共同設立的「長江學者獎勵計劃」，從一九九八年起至今，已聘請數百位海外學者到大陸任教。今年九月中，大陸教育部又公布「一一一計劃」，擬從世界排名前一百名的大學或世界排名前二十名的學科或研究機構的優勢學科隊伍中，引進一千多位海外學術大師、學術骨幹，在大學中組建一百個左右世界一流的學科創新基地。

這些外來人才或海歸學者的貢獻已開始發酵。

例如，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著名遺傳學者許田，這幾年同時也在母校復旦大學主持一個基因研究實驗室，建立耶魯跟復旦的合作關係。藉由學習美國世界級的實驗水準，復旦大學的研究生、博士後研究人員等，能得到更好的訓練。

另方面，大陸的大學內部也在變革，尤其是課程專業設計。

中國的高等教育過去採取蘇聯計劃經濟的方向，學科專業發展配合生產制度，但現在一些綜合大學已開始改變課程，避免過去分科太細、不利學生學習的弊端。

變革快速，弊病也多

不過在追求快速變革的過程中，大陸高等教育也浮現諸多問題。

教育發展太過工程化，各學校拚命追求量化，也是弊端。

「這裡發展高等教育的功利心太強，太激進了。而且所有做學問的方向與態度都跟錢掛勾，」一位從國外回到大陸任職的學者憂心忡忡。

這幾年大陸高等教育界呼籲重建大學精神的聲浪不斷。

對大陸高等教育界而言，以大手筆衝到量的規模後，如何提升品質，將是一條艱苦長路。(文黃惠鈴)　■

名師駐港、狀元搶灘　香港如何打造亞太一流學府？( part 4 )

香港有 8 所大學，台灣有162 所，台灣高教經費一年 700 多億，香港也有 600 多億。
這是一場「開勞斯萊斯」vs.「騎腳踏車」的競爭。
香港高教的進步，不僅讓全中國頂尖學生趨之若鶩，更讓全球頂尖學者紛紛「入港」。
香港如何打贏這場全球高等教育的爭奪戰？

　　到香港讀大學，在大陸頂尖的中學生之間，已經成為「火爆」的一股流行風。

　三年前，香港的大學開始大舉「入侵」中國十大城市招生，動輒祭出四年四、五十萬港幣的高額獎學金，強力招攬各地高考出類拔萃的資優生。八所大學自校長、院長以降，全員出動，親自出馬宣傳、面試；學校公關更靈活地找來校內的大陸生回中學母校現身說法，印證他們在香港的學習與改變。

「許多家長、學生看到我，變得這麼獨立、自信，英語又說得好，都動了心，」來自北京、外表文靜的城市大學製造工程系二年級學生張怡綪特別自豪，來香港讀書一年，她從一個安靜內向的乖乖學生，變成一個每三十分鐘就安排一個活動行程、甚至能夠一手替學校在北京包辦招生活動的活躍份子。

８ vs. 162 所大學的競爭

　十幾年前，香港政府為因應回歸中國而造成的人才流失現象，決定採反守為攻的佈局，廣開大學窄門，將大學教育從菁英教育延伸為普及教育。香港原本只有兩所大學，錄取率僅有 2％；在港府刻意的政策引導下，投下數十億美元新創一所大學--香港科技大學，並且扶植其他專科學校升格為大學，十幾年內大學增加為八所，入學率也提高到 18％。

　相較之下，台灣人口是香港三倍，卻有 160 多所大專院校，100 多萬大學生；以台灣的標準，香港的「普及」化大學教育，其實還是一種菁英制。從政府投資在每位大學生的經費比較，香港平均高達兩萬多美元，比日本還要高，更是台灣的五倍。

　「不盲目開放大學、又肯花錢投資」，是香港在短短十幾年間，就能有四所擠進英國《泰晤士報》世界排名前兩百大名校的關鍵。台灣每年有七百多億高等教育經費，分給一百多所大學；大學規模僅台灣二十分之一的香港，則有六百多億台幣的高教預算。「這簡直是開勞斯萊斯和騎腳踏車的差別，」一位台灣國立大學教務長感嘆。

　為了搶到最好的師資，香港更是有計劃地從海外挖來各領域學術有成的優秀學者，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就曾形容，香港的大學：「人要來自五湖四海，派要出於三教九流。」大學教授最初是比照香港公務員待遇，是台灣教授薪水的四倍。近年來，礙於公務員多年未調薪，為避免喪失國際競爭力，香港政府順勢調整政策，讓大學教授待遇脫離公務系統，徹底採取彈性化薪資。

三大校長，都是台灣院士

　香港還懂得善用「擒才先擒王」的道理，從幾所名牌大學挑選校長的手法，就可以看出香港以人才吸引人才的槓桿操作風格。

　不同於台灣公立大學的「教授治校、校長普選、教育部勾選」，香港大學的校長由港府授權學校董事會自主到全球獵才，只提供金援，不介入干預。香港大學現任校長徐立之是四年前校董會遠赴加拿大，三顧茅廬說動這位國際知名的分子遺傳學家出馬；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則是兩年前從史丹福大學挖角而來；至於科技大學，校董會五年多前即鎖定國際知名超導專家朱經武，發動各種遊說管道，才爭取到他首肯。這三所香港排名前三大的校長，都是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研究計劃，十年成長十倍

　另一方面，為了鼓勵大學做研究，將重心從教學轉向學術，教統局首度引大學撥款和大學研究成果掛鉤的機制，不再根據人頭補助大學，而是根據研究成果決定撥款經費。在這個制度導引下下，大學申請研究補助的計劃，十年內成長了十倍，總經費也增長了十倍。

　「這對大學的研究有很大的推動力，」曾任教統局局長和常任秘書長的羅范椒芬歸結。

　此外，香港的大學之所以能夠在短期內迎頭趕上，還歸功於「政府積極不干預」的思維。按照香港法規，大學經費雖然是由政府出資，卻是交給由國際學者和當地菁英組成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ＵＧＣ）專業管理，避免大學受政府法規限制而綁手綁腳。

　在教資會的定位中，香港將會是中國、乃至於亞太地區，高等教育教研學術中心。為了徹底和國際接軌，香港大學體制將在二○一二年，從現行的三年初中、兩年高中、兩年預科、三年大學的英式制度，大幅改為與世界相接的三三四制（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大學）。

　儘管衝勁十足，但正如一位到北京大學教書的台灣教授分析，在花大錢請名師、找好學生之外，大學更需要豐厚的歷史與人文積累，才能成為真正有影響力的大學。除了港大、中大，香港其他大學歷史不超過二十年，距離世界級的學術殿堂，香港似近還遠。（文蕭富元） ■

（本文摘自《天下雜誌 》360 期，更多精采內容，請見《天下雜誌--競爭實力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