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公民運動]李東昇的新家

[李東昇的意見]問題真的很嚴重!!!

城鄉差距  3.8 倍,你能想像一下嗎?

從城鄉家庭擁有的耐用消費品數量上，更可以看出這個差距：在農村，每百戶擁有彩色電視數目是 60 台，而城鎮居民是 126台；農村電冰箱的擁有量是每百戶 15 台，城鎮是 88 台；農村洗衣機是 32 台，城鎮是 93 台；移動電話農村是 13.7 部，城鎮是 63 部；照相機和冷氣機的差距更大，照相機的城鎮擁有量是農村的 13.5 倍，冷氣機的城鎮擁有量是農村的 22 倍。

全世界 平均約為 1.5 倍

台灣 更是 接近 1.1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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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看:

• 台灣貧窮線下的人口比率排名看[世界公民標示法]

•《沃爾瑪有錯嗎？》（書摘）

• 大陸10%富人擁41%財富

•亞洲富豪榜印度第一多　印證貧富差距懸殊

•8.54萬人掌全球24%財富(vs 韓國貧富不均現象)

•街頭鬥犬 (旺旺控股董事長蔡衍明，從街頭培養出敏銳生意嗅覺與智慧)

•金車李添財的搶頭香經營學(捆工變成咖啡大帝)

•滅貧脫困 談何容易？

•投入改良世界的具體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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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2007.03.11　
港媒：中國富豪高幹子弟多 民眾不滿
中央社


　中國政協委員、北京清華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蔡繼明指出，中國金融資產達到五百萬美元的富豪人數約三十萬，其中高幹子弟佔很大比重，而利用職權謀取私利，是中國貧富差距中令人最不能接受的一點。

　據香港「明報」報導，蔡繼明在一項訪談中透露，據統計，亞太地區金融資產達到五百萬美元的富人階層，中國大概有三十多萬人，居亞太地區第二位。從結構上分析，其中有很多是高幹子弟。

　他表示，黨政幹部利用職權謀取私利，由此造成的幹部、幹部子弟及一些腐敗分子和群眾的收入差距，是民眾難以接受的，也極不公平。

　蔡繼明指出，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也很大。按照官方公佈的指標，去年城市居民收入是農村居民的收入的三點二八倍，而二零零五年的差距是三點二二倍。

　蔡繼明說，「這是官方公佈的數據，實際城鄉收入差距，專家學者估計超過五倍，可以說是世界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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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城鄉差距問題

政治大學東亞所助理教授耿曙主稿

中國大陸農民與城市居民可支配所得的差距年年擴大，已經達到 1 比3.35，且若考量城市居民補貼，差距更形擴大。此外，農民與農民間、城市居民與居民間的收入差距亦正擴大當中，社會階層兩極分化，恐將衝擊社會穩定。

世界最大的城鄉差距

從附表的數據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中國大陸「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人均純收入」之差距，從 2000 年的 1 比 2.79 逐年攀升至 2004 年（1-9 月）的 3.35，可見其城鄉差距逐年擴大。

再者，以「與前年相比之成長率」來看，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成長均超過五個百分點，然而農村人均純收入成長率則不到五個百分點，與城市成長率相比明顯遲緩。

再者，從城鄉家庭擁有的耐用消費品數量上，更可以看出這個差距：在農村，每百戶擁有彩色電視數目是 60 台，而城鎮居民是 126台；農村電冰箱的擁有量是每百戶 15 台，城鎮是 88 台；農村洗衣機是 32 台，城鎮是 93 台；移動電話農村是 13.7 部，城鎮是 63 部；照相機和冷氣機的差距更大，照相機的城鎮擁有量是農村的 13.5 倍，冷氣機的城鎮擁有量是農村的 22 倍。

除了上述可以直接觀察到的數據外，還得加上制度結構面的限制。在改革前，以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為基準，有 80%的農民並無法獲得和城市居民一樣的各種實物補貼和福利待遇，即使改革已開始二十多年，農民依然自負盈虧，城市居民卻享有較好的福利和職工保障，比如城鎮居民很多享受公費醫療，而農村居民卻沒有這種待遇；城鎮的中國小能夠獲得國家大量財政補貼，而農村學校得到的補貼非常少，農民還要集資辦學；城鎮居民享受養老金保障、失業保險、最低生活救濟，這些對于農村居民來說卻可望而不可及。總而言之，若加入上述生活用品及福利補貼，城鄉差距應比統計數據更為嚴重。

農民/城市居民自身差距亦逐年擴大中 此外，無論就農村居民或城市居民而言，他們自身的收入差距也同樣迅速擴大。首先，我們先檢視農民間收入差距，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統計，1999 年的「基尼係數」為 0.34，2000 年的「基尼係數」達到 0.35，2003 年的「基尼係數」進一步擴大到 0.37。

再將農戶人均收入水準進行五等份分組（每組各占總戶數的 20%），2001 年高低收入組農戶的收入比為 6.8：1（以低收入組農戶的收入為 1），2002 年擴大為 6.9：1，而 2003 年進一步擴大為 7.3：1。

兩種計算方式均顯示農民間的收入差距呈現擴大的趨勢。 此外，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更為明顯，按人均可支配收入由高到低排隊並進行五等份分組,2003 年，占總體 20%的最高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 17472 元，比上年增加 2012 元，增長 13.0%；占總體 20%的最低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 3295 元，比上年增加 263元,增長 8.7%。最高組與最低組的收入之比由 2002 年的 5.1︰1 擴大到 5.3︰1，最高組收入增長速度明顯高於最低組。

另外，從恩格爾係數的變化來看，占總體 20%的最低收入組家庭的恩格爾係數為 46.1%，比上年的 45.8%略有上升；占總體 20%的最高收入組家庭的恩格爾係數為 31.8%，比上年的 33.1%有所下降，說明高低收入戶的實際生活水準差距繼續擴大。

城鄉不平衡發展成為隱憂

貧富差距導致的仇富事件近年來在不斷增長，從喧騰一時的「寶馬案」中便可見一斑。話說從頭，2004 年 12 月，駕駛蘇秀文撞死行人，經審判後，司法機關以「交通肇事」的輕微罪名，判蘇秀文有期徒刑 2 年，緩刑 3 年。這一判決在全中國激起了老百姓的憤慨。

這個憤慨即是城鄉與貧富差距造成社會階層嚴重對立使然、下層勞動者容易被矛盾激化等，再者，民眾認知貧富懸殊與官商勾結分不開，因此，社會下層民眾容易因為腐敗問題產生對政府的不滿情緒，成為不定時的炸彈，尤其對是中西部的農村地區而言，情況更岌岌可危。

三農問題成為穩定發展最大挑戰 有鑑於城鄉差距主因在於農民、農村和農業發展的滯後，其後果將嚴重「動搖國本」，故胡溫上台後，連續於 2004 與 2005 兩年，發佈「中央一號文件」，致力於改善三農問題，減輕農民負擔。

透過農業補貼政策的大力執行，農產品價格上漲，同時國家直接補貼農業生產支出，加之取消農業稅政策逐步落實，使得農民所得增加較往年明顯。但農業真能因為國家直接補貼而就此擺脫困境，尤其是逐步取消外國進口農產品之關稅障礙後，中國農業、農民的困境仍然為大陸經濟發展一大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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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新聞社論]台灣農業為何不再是國際學習的典範？ 2006/7/23

近幾年來中國正積極朝向現代工業化的國家邁進，無論在全球GDP（2兆2千2百億美元）排名僅次於美國（12兆4千5百億美元）、日本（4兆5千億美元）、德國（2兆7千8百億美元）高居世界第四。

在吸引外資投資金額亦高居世界第一位，全球前500大跨國公司已經有400多家到中國投資。

然而由於過度偏重工商業發展，長期以農業支撐經濟發展的結果，造成中國城鄉所得差距正逐年擴大，目前中國農民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大約只有400美元（2936元人民幣），不及城市地區居民每人每年平均收入的1/3，城鄉可支配所得差距達3.21：1，遠較世界上多數國家城鄉收入差距為1.5：1來的高。

中國只用了一世代的時間，卻取得了其他國家要用上好幾代才能取得的成就雖然受到世人讚譽，但是所衍生出嚴重的「三農」問題若不設法改善，將為中國社會的動盪埋下不安的要素。

如何有效提高農民所得，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已被中國政府列為首要之務。

為此中國繼「農業學大寨」後，目前正如火如荼的前往韓國取經，希望透過學習韓國在1970年代所推動「新村運動」成功縮小城鄉所得差距的經驗，來紓解當前中國所面臨嚴重的三農（農民農村農業）問題。

猶記得李 前總統登輝先生主政期間，台灣尚且雄心萬丈的希望藉由台灣農業經驗及技術來協助解決中國日益惡化的農村問題，並擬定透過拉抬沿海城市的經濟成長，來影響內地達到質變的大戰略思想，卻在短短不到10年間煙消雲散。

「台灣經驗」不再成為挽救中國農業的良方，「韓國經驗」反成為學習的對象，箇中曲折頗值得一向以農業成果為傲的我們虛心檢討與反省。

1960年代初期韓國農民的生活相當困苦，「住草屋，點油灯，吃兩頓飯」，是當時韓國農民生活的真實寫照。

為挽救衰落的農村，韓國朴正熙政府從1970年起在全國展開「新村運動」。

該運動與以往其他任何類似的建設運動最大的區別在於，它啟發了農民自身的自主性和創造性，由農民自己辦事、自己管事。

一言以蔽之，新村運動就是農民的自主致富運動，它的主體始终是農民。

經過30多年堅持不懈的努終於讓農民脫離貧困，也顯著縮短城鄉的差距，讓城鄉收入差距平穩保持在1：0.8至1：0.9之間。

隨著全球化經濟的變遷，新村運動也不斷的被注入新的議題，為農村注入新的生命力，尤其在30多年的推動過程雖歷經5任總統卻沒有因此「物換而星移」，此點應該是與台灣最大不同之處，也是新村運動成功的關鍵之一。

韓國推動新村運動所獲得的成就和經驗，不僅獲得中國領導階層的重視，許多開發中國家亦派員前往韓國參觀、學習與取經。

受到自然環境限制及土地政策影響，台灣農戶平均耕地規模僅1.1公頃，屬於小農經營形態，農業經營主體多屬兼業農，約佔78%。

農業生產成本偏高，形成國際競爭上的瓶頸。

2002年正式成為WTO會員後，政府雖然大力推動農業策略聯盟、安全農業、休閒農業、優質供果園、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及新農業運動等等，可惜這些由上而下的施政思維，「口號多過行動」，農村經濟依舊低迷，不但農業就業人口持續下滑，農村勞動力明顯老化，依據2005年統計資料顯示45歲以上農業就業人口所佔比率已達69.5%，農業勞動力平均年齡為50.7歲，60歲以上農業就業人數超過4分之1，顯見農業就業人力確實存在高齡化現象。

而農業就業人口的教育程度的偏低也限制了新技術的吸收。

2005年，農業產值為3824億4千4百萬台幣只佔國內GDP的1.8﹪。

在農家所得方面，2004年台灣農家平均每年每户可支配所得為89万3千多元新台幣，是非農家所得的78.1%，農家的農業淨收入只有19萬6千多元，顯示農家所得中大部分是非農業報酬。

總總數據顯示，政府在推動農業結構調整，促進產業升級所繳出的成績並未有特別亮眼的表現，可作為各國農業面對後WTO時代的經營典範。

南韓新村運動成功的關鍵在於農民的「自覺自醒」與「脫離貧窮」的決心，才能走出屬於自己的農業生路，成為各國爭相學習的典範。

而台灣農業發展曾有輝煌的歷史，但在政府長期保護下，農民依賴政府成性，致失去對國際情勢變遷的應變能力。

每逢選舉基於選票考量，政府一味的提高各種農業補貼，卻欠缺完整的配套措施，此種政策性買票對農民是否是一種飲鴆止渴，值得業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