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公民運動]李東昇的新家

差別，是在一九八七年台灣正式地成為一個民主社會之後才顯著的。在台灣，一統的「大敘述」、大寫的「真理」被無數細碎的「小敘述」所取代，大寫的任何偉大理念都被小寫的個人價值所凌駕於上。任何共識都不得不經過爭取和格鬥而後獲得。民主使得台灣人的價值觀有了一個深刻的改變：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係，兩者之間的權利和義務的認定，和從前，也和現在的中國，有了比較根本的不同。

　中國不是鐵板一塊

人權，是民主體制裡一個核心的價值。在這個關鍵的觀念上，台灣和中國大陸也有嚴重的分歧。但是，當我把「人權」和「中國」兩個詞相提並論時，諸位很可能以為我要談的是有多少作家、記者以言論獲罪，被關在牢中，或者，中國每年有多少死刑犯，每年有多少農民房舍被強制拆除而流離失所。諸位是西歐人，我認為，這種談論人權的方式，你們聽得太多了，因為這是西歐的主流談法，我反而願意提出另一個角度供諸位思索。

沒有錯，言論控制是中國每天的現實，而且隨著科技發展，它控制個人和媒體的技術跟著日新月異。但是在這我們目睹的集權管控的同時，我們或許也不能不同時看見正在發生的改變。在二○○五年，據統計有九萬多次的大型群眾示威和抗議事件在中國發生。這代表人民的權利意識在快速成長中，二○○三年甚至被中國媒體稱呼為「維權年」：年輕的律師協助農民控告政府侵權，中產階級為自己的私有財產上法庭，作父母的爭取教育權，愛狗的上街呼籲尊重「寵物權」等等。

我認識到的是，中國並非一塊鐵板，它的價值觀也在分裂中，而且在我們比較看不到的內部，價值正在進行彼此的拉鋸。全球社區的責任可能就在於，深刻認識這個價值觀在變動中的新中國，然後清楚知道我們要做些什麼，不做些什麼，才能使中國內部理性、開放、和平的那一半力量在價值的拉鋸中得到上風。


　台灣有人權問題？

諸位可能覺得奇怪，台灣有人權問題嗎？

這樣說，假定我們有這麼一個小社區，因為什麼理由，我們不准許這個社區裡的人出席任何會議，參與任何決策，我們不准許他們出現在任何全體社區的慶典、哀悼、紀念的重要場合上，而且，我們禁止這個社區的領袖離開他的社區進入我們的範圍內。甚至於，如果大社區失火了，我們不通知他們。甚至於，我們不准許他們以自己的名字稱呼自己。

請問，這叫不叫人權侵犯呢？

就經濟力來說，台灣是全球第十五大經濟實體。就人口來說，台灣是全球兩百多個國家中第四十八大。但台灣被摒除在幾乎所有國際組織之外。它必須用金錢來「買」外交。它的領袖出行時，受盡羞辱。陳水扁總統在二○○六年「迷航」國際，固然是他個人的行事方式極為可議，但是他所招來的屈辱，不是他個人的屈辱，是整體台灣人的屈辱。

國際社區對於台灣在政治上的孤立處境，是有所瞭解的，但是我認為，國際社區對於這種孤立的深度和廣度，以及它對台灣人民傷害的程度，沒有絲毫認識。並非只在政治領域台灣被「隔離」，「隔離」其實滲透所有層面：藝術、學術、公共衛生、教育，所有領域。就以藝術來說，譬如在威尼斯展中，台灣無法在公共的國家館園區中展出，必須在區外另找場館，而已有的展館，還要年年擔憂是否保存得住。

最突出而尖銳的例子，當然是「非典」事件。疾病爆發時，台灣衛生官員緊急知會世界衛生組織，要求其提供資料和協助，得到的答案是，你不是會員，請去找北京。但是在疾病爆發初期，北京官方根本還沒準備好如何處理自己的問題。

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先是經過三十七年之久的戒嚴，戒嚴就是一種鎖國，然後在戒嚴的後期，又開始了長達三十五年的國際封鎖，一直到今天。三十七年戒嚴和三十五年封鎖，不可能沒有「症狀」出現。二○○六年一份台灣雜誌的調查結果是驚人的：

八十％的台灣人不知道聯合國總部在哪裡

八十％的人不知道諾貝爾文學獎在哪一個城市頒發

 
八十％的人說不出世界最大的雨林在哪裡

六十％的人說不出德國用什麼貨幣

六十％的人說不出雅典在哪一個洲

你不能以為這個調查是在偏遠鄉村裡做的，不，它的主要調查對象是在台北，而台北的人口，是華人世界裡平均教育水準最高的城市。

　聯合國成員怎麼解釋？

所謂國際，其實已經變成一個共同的全球社區，而台灣人完全被剝奪了參與全球社區的社會權和文化權。諸位是否知道，剝奪社會權和文化權，是違反聯合國的人權憲章的。請讀一下聯合國人權憲章第二條和第二十二條的條文：

—本章所涵蓋之權利，不可因個人所屬的政治、司法或國家的國際地位而有受影響，不論他所屬的是獨立的，託管的，不自主的，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主權管轄。

—透過國家的努力或者國際的合作，每一個個人都有經濟權、社會權和文化權，這些權利對於他的尊嚴和個人發展是不可或缺的。

西歐國家都是聯合國的成員，請問你要怎麼對台灣的孩子們解釋這兩個條款的精神呢？

　為了世界和平

三十七年的自動封鎖，三十五年的被迫封鎖，不論自動或被迫，人民何辜？今天國際對台灣的孤立和「遺棄」，使台灣人覺得，他們因為爭取到了民主而反受「懲罰」。全球社區一旁冷眼觀看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台灣孩子，明明在全球化的大村子裡頭成長，他們稟質優秀而且加倍努力，但是他們被剝奪了全球公民籍，也被剝奪公民的基本尊嚴。

這種剝奪的傷害後果是雙重的：

一，台灣的民主無法做實質的提升。請諸位告訴我，一個完全無法參與國際事務，無法從國際事務中得到演練，更無法對國際盡責任、負義務的社會，有可能成為高品質的民主嗎？

二，台灣的孤立持續，人民的挫折加深，對於孤立的「始作俑者」─中國─的敵意更強，與中國對抗或分離的意願也就更甚，台海衝突的可能性，更高。

國際社區要關心台灣處境，不是只為了台灣人，而是為了全球村本身的安全。邏輯其實這樣簡單：在中國尋求現代化的路途上，台灣經驗──不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是中國一個最重要的參考系。如果說，一個開放、理性、有公民參與的中國對於世界的和平穩定是必要的，那麼全球社區就不能不重視台灣的重要。也就是說，台灣的民主愈得到全球社區的支持和呵護，台海的穩定，世界的和平，就愈得到保障。

國際對於台灣的封鎖，對於台灣孩子全球公民人權的剝奪，你不能視而不見，它必須停止，不僅只為了台灣，更為了國際的和平。

（本文係龍應台應英國劍橋大學之邀，擔任今年度「川流講座」學者，於五月十七日所作公開演講的講稿內容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