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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流社會撼動日本
作者:張漢宜 2006.03.15 第342期
《下流社會》一書去年在日本出版，就像說中日本人心事般的引起廣大而熱烈的討論，在泡沫經濟後「失去的十年」中，日本社會默默分流；一個中產消失的「Ｍ型社會」已在日本漸漸形成。
今年二月，由知名建築師安藤忠雄打造、集結近百家名牌精品店進駐的「表參道之丘」盛大開幕，是日本開春的首樁盛事，連小泉首相都來致賀。
入夜後，打扮入時的情侶沿著二五○公尺長的LED光雕外牆漫步，壯觀的七彩斑斕，跟不遠處的「六本木之丘」相互爭輝；然而，這充滿時尚感的閃耀光芒，卻照不亮公園裡愈來愈多遊民的夜。從不景氣的十年走來，日本，正在「上下分流」。
當全球正因欣見日本經濟復甦而振奮，日本卻不被目前的短期成長沖昏頭。除了探討經濟成長是曇花一現或真的坦途在望，從去年下半年以來，「下流社會」也成為日本學者與媒體熱烈討論的議題。
社會觀察家三浦展去年九月出版《下流社會》，首度引爆這個話題，兩個月大賣四十萬本，迅速衝上日本亞馬遜網路書店銷售榜首。
他所謂的「下流社會」，並非單指低所得的貧民，更泛指溝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意願、學習動力普遍低落的年輕世代，這些人沒有進步的企圖心，終將從中流階層淪入下流社會。
今年一月底，管理大師大前研一的重量級作品《Lower-Middle的衝擊》，更以國家財政與經濟結構的層次，直指「日本社會正往下流動」。加上媒體紛紛針對這個議題大幅報導與探討，使得「下流社會」在日本沸沸揚揚。
經濟面：
大前研一：日本邁向「Ｍ型社會」
「日本正邁向『M型社會』！」大前研一引用厚生勞動省的統計數字指出，在泡沫經濟後「失去的十年」中，日本社會默默分流；有錢人愈來愈有錢，中產階級卻逐漸向上下移動，而其中大多流向低收入的底層。如此，形成左右兩端高峰、中間低落的「M型社會」。
為了了解日本中產階級的流動現象，大前研一將原本以「年收入六百萬日圓」（約一六五萬台幣）定義的中產階級，上下細分為兩個階層：「年收入三百萬到六百萬日圓的Lower-Middle（中低階級）」與「年收入六百萬到一千萬日圓的Upper-Middle（中高階級）」。
再根據厚生勞動省的「勞動經濟分析」數據，對照一九九二年與二○○二年的日本國民年平均所得的變化，發現上述趨勢。
社會面：
飛特、尼特、單身寄生族興起
除了所得數字之外，日本年輕人的鬥志，也正向下沉淪。
根據日本內閣府「國民生活世論調查」的數字，在二十到三十四歲年輕族群中，認為自己在社會上居於中間階層的人，十年來掉了近十個百分點；而認為自己屬於「下層」階級的，卻增加了一三．三％。
有三個族群，是日本學者近年來熱中討論的對象：
一、尼特族（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NEET）：沒工作、沒上學、沒受訓，典型的「米蟲」。
二、飛特族（Freeter）：只想到處打工兼差，不願找正式工作。
三、單身寄生族（Parasite single）：成年子女仍跟父母同住，以節省房租與生活費，收入卻大多拿去買自己喜歡的東西。
三浦展指出，這群人迷戀「3P」：個人電腦（PC）、行動通訊（Pager）、遊戲機（Play station）。他們跟外界溝通以及追求娛樂的方式，都是透過科技產品與網路，久而久之，遺忘了人與人接觸的溫度。
這樣的年輕人愈來愈多，導致日本生產力與競爭力下降。
日本經濟研究中心預估，團塊世代退休之後，二○一○年，日本將減少一二三萬名工作者，GDP將減少九．五兆日圓（約二．六兆台幣）。而日本政府則統計，二○○四年，日本飛特族高達二一三萬人，尼特族六四萬人，單身寄生族更高達一二二一萬人。
比起年輕人，更慘的，是中產階級。年過三十，好不容易成了家、爬上小主管的中產階級，他們面對的，是怎樣的人生？薪資愈來愈少，房貸與子女養育費依然沉重，形成更大的生活壓力。
遊民現象，是後遺症之一。「終身雇用制」與「年功序列制」的崩毀，加上日本經濟泡沫之後，許多企業倒閉或裁員，原本好不容易爬到中階的日本人一下子失業。
但由於一生只待在一家公司，無其他專長可另謀職；即使是同性質的公司，別人早已卡位，也沒有自己可以插進去的位置。日本人的自尊心強，無法放下身段做比以往低下的職位，難以重頭開始，造成他們寧願放逐自己，露宿公園的藍色帳篷，跟其他境遇相似的天涯淪落人互相取暖。
今年一月底出刊的日本財經雜誌《鑽石週刊》，以「上流社會vs.下流社會」為封面故事，探討「一個日本，兩個世界」。
從日本網路新貴「六本木族」富裕奢華的生活，對照窮人人數增加、收入減少，導致「百元商店」、「唐吉軻德」等廉價商店大行其道，公園的遊民人數也愈來愈多。今年一月，大阪警方甚至首度強制拆除公園的遊民帳篷，引發抗爭。
消費面：
百貨業績直落，網路購物日盛
往下流動的社會，也造成消費習慣與企業營運方式的改變。
根據日本百貨店協會的數字，日本全國百貨公司的總營業額，從一九九一年的九．七兆日圓，掉到二○○四年的七．八兆，幾乎整整少了兩兆日圓。其中流失的消費力，轉移到網路購物、百元商店。
此外，企業經營也產生連帶影響。日本有九千萬手機用戶、行動上網亦普遍，為了節省成本與迅速接單，網路開店從電腦跨足手機，蔚為趨勢。日本經濟產業省估計，日本行動電子商務的市場規模，將在三年內暴增一倍，從二○○四年的九七一○億日圓（約二六五七億台幣），飆升到明年的一兆七七六○億日圓（約四八三○億台幣）。
從「利益差」到「希望差」
無論從客觀數字或主觀認知，日本的確開始陷入「下流社會」的危機。大前研一是從國民收入來看，所比較的是因利益所產生的差距導致社會分流；而三浦展是從個人的認知差距來看，日本年輕人產生「希望差」，認為「反正再怎麼努力也沒有用」，因而陷入絕望，甚至放棄自己。
收入所得的差距，可以憑著個人努力與政府制度來補強；然而，對於放棄自己的人，如何讓他們重拾鬥志？
最近似乎有轉機。日本厚生勞動省的調查顯示，二○○五年民間企業月薪平均增加三九○四日圓（約一○八五台幣），大學畢業生基本薪資也微升○．七％，成為二○．二萬日圓（約五．六萬台幣）。
《經濟學人》封面那一句「旭日又東升！」（The sun also rises），點出日本熬過十多年的景氣低迷，終於從財政負債、通貨緊縮中慢慢復甦。在經濟泡沫的教訓之後，日本企業開始學會在危機中的生存之道，不僅生產力提升，就業機會也逐漸增加。
然而，這十年的不景氣，讓日本社會的中產階級與年輕人，在不知不覺中上下分流。
除了可用數字衡量的國民所得產生的「利益差」之外，心理層次的「希望差」也讓鬥志逐漸萎靡。
在中國與印度經濟迅速崛起的擠壓之下，日本縱使再起，是否還能重現往日風華？今春初綻的櫻花，俯瞰著花樹下席地飲酒作樂的日本上班族，無從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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