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公民運動]李東昇的新家

政黨輪替是大家共同的希望，那時候的民進黨沒有趙建銘，也沒有今天這些弊案，而是滿懷理想要改革社會；當時很多國民黨高階層的人，也認為國民黨應該下台一次，他們內部才有改革的契機。二○○○年政黨輪替的事，我想歷史會記載它對台灣民主發展的重要性及意義。
 
當然，總統身邊的人無法保持住他們當初的理想，令人遺憾。一年前，我曾說過，我對總統身邊的人跟有些政策的決定感到失望，因為台灣不只是政治人物的台灣，更是全民的台灣。
 
國政顧問團的事我不想多說，但當初成立，是因為有些企業人士覺得政黨輪替之後，會產生政權交替的真空期，希望協助新政府過渡，穩住局面，才有國政顧問團這樣的產物。
 
這個建議，部分企業人士也曾向宋楚瑜提起，但並未獲得採納，後來跟陳總統提起，他欣然接受，才有國政顧問團的誕生。大家可以看到，新政府內閣產生後，國政顧問團就立即解散，沒有干涉政府運作。
 
但政黨輪替之後，我覺得很不幸的是，原本大家應該為國家進步一起努力，但政治方面卻一直在做內耗的事。這幾年，中研院及台灣其他研究機構，花了不少心血做研究，使台灣在某些方面的確向上提升，科技能力評比在國際上一直有進步。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眼前的紛爭的確令不少人感到難過，不過如果問我台灣社會進步了嗎？我想在某些層面的確是。
 
我在台灣及日本的中學演講，可以明顯感受到彼此的不同，台灣的中學生比起日本中學生，明顯活潑許多，這點讓我感到很欣慰。這幾年我接觸過不少國外訪客，這些人之中，不少對台灣的印象是「一直往好的方向在改變，除了政治」，這也間接說明台灣在政治以外的事，的確有進步。
 
「政商掛鉤都跟選舉有關，怎麼改善，值得深思」
 
問：你鼓吹政黨輪替的價值，似乎因為扁政府表現欠佳而逐漸被否定，你情何以堪？
 
答：民主社會經過政權輪替後，丟掉政權的人，會去想法子取回政權，這是可理解的。但在野黨取回政權的方式，應該是怎樣去幫助國家進步，讓老百姓佩服；如果持續進行政治鬥爭，台灣確實會受到很大的傷害。但我相信，老百姓應該不會容許這樣的情況持續下去。
 
問：很多人以道德標準要求總統下台，你怎麼看待？
 
答：我說過台灣是個法治國家。法律之外，政治人物還要受到道德的檢驗。如果大家覺得總統應該「怎麼樣」，在一個民主國家裡，總統很難不去回應民意。但民意時有變動，暫時性的民意反應可能是不可靠的，我覺得很多事情經過幾個月沉澱之後，大家會深深思索，怎樣做對台灣最好。
 
「做不好下台、做得好上台」，這是民主的價值，要出來做政治家的人不應該有私心。
 
但是反過來說，我們在制度面也應該有所改善，像選舉花這麼多錢，這些錢從哪裡來？我們常說的「政商掛鉤」都跟選舉有關，怎麼改善這種現象，值得大家深思。
 
很多立委常問我，怎麼兼了那麼多基金會董事，事實上，我在這些基金會不但分文未取，還常自掏腰包，有時候還把父親的畫作（李遠哲父親李澤藩，是台灣早期知名畫家）拿出來賣掉做善事。大家應該了解這社會有很多人滿懷熱忱在做事，而不是只看在錢的分上。
 
如果你們問我，當初促成政黨輪替，如今政黨輪替走到這步田地，你會拍拍屁股走人就算了嗎？我會說，我不會走，而且要跟台灣家鄉父老同甘共苦，繼續為台灣社會的進步奉獻力量。但我不希望台灣有太多政治是非，老百姓才是國家主人，政治人物不好好做，會被掃地出門。
 
問：你對現在的國家領導人有什麼期許？
 
答：我想現在很多事都進入司法程序，國家領導人還是要做好本分的事，為國家進步做努力。我還是覺得讓事情經過幾個月的沉澱，會有新的局面，這段時間，我多講話沒有太大用處。
 
「我對台灣並不悲觀，眼前的事幾個月後就會沉澱」
 
問：你對台灣未來的發展感到悲觀嗎？
 
答：十二年前，我回到台灣，為了台灣的進步而努力，十二年來不曾鬆懈，未來還是會繼續努力。我對台灣並不悲觀，眼前的事在幾個月後就會沉澱下來，只要大家為國家的進步一起努力，而不是為自己利益努力，這樣台灣還是會充滿希望。
 
問：二○○○年以後，你曾經擔任「跨黨派兩岸小組」召集人，為兩岸關係突破而努力。現在，你對兩岸過去六年的互動有什麼感觸？

答：陳水扁總統就職後，本來希望在兩岸關係上有穩定、合理的發展，所以就職時做出「四不一沒有」的政治宣示，並邀請我擔任跨黨派兩岸小組召集人。我之所以願意擔任召集人，是希望對兩岸和平做出貢獻，兩岸之間有很多「誤解」，但可以攜手克服，不需要戰爭。
 
雖然當初跨黨派小組受到親民黨等的抵制，但我們還是邀請郝龍斌、朱惠良、沈君山等人參加，讓小組能夠容納更多元的意見。經過九個星期的討論，所有與會者達成「三個認知、四個建議」的共識，不少人認為這是個「奇蹟」。
然而，很不幸的是，中國報紙第二天就批評這是「不三不四」。雖然事後聽學界的人講，這並非中共高層的意思，是有人居中「搞鬼」，但已對兩岸關係進展產生不好的影響，讓陳總統「後退」，因為自己的努力並沒有得到對方善意的肯定。
 
對於兩岸關係，我一直主張，對岸如果要跟台灣保持好的互動關係，就應該跟「執政黨」談。因為台灣經過日本及國民黨這一百年統治的歷史，面對不少壓迫，也看到許多腐敗，所以民進黨人的主張有它的歷史、社會背景存在，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台灣人的想法。
 
如果中國政府能多了解台灣發展的歷史軌跡，了解這些人受壓迫的心境，他們一定會了解兩岸要好好往下走，不是只抓著一半的人就可以；如果是這樣，只會把另外一半的人推得更遠，要合作的話，就應該跟反對我的人也能夠溝通。所以我才主張中國官方一定要跟台灣的執政黨溝通。中國大陸跟在野黨談得愈好，執政黨只會跑得更遠。
 
「教改的理念沒錯，遭怪罪是因我主張政黨輪替」
 
問：很多人對你當年參與教改的功過有很多討論，你自己怎麼看？
 
答：我參與「教改會」是一九九四到九六的二年，每個禮拜我都帶著枕頭到各地和家長、老師座談，住的是糖廠招待所或宿舍，每個地方的枕頭高高低低，我睡不習慣，所以隨身攜帶一個皮包，裡面就裝枕頭。
 
如此二年下來，三十位教改委員有共識，一個個都簽字背書，寫了一本教育改革諮議委員會報告書給行政院長連戰，我們就解散了。
 
沈君山校長就問過我：「院長，你到這兒來，應該當菩薩的，為什麼當住持？看到你這麼辛苦在跑，這二年我也從來沒這麼努力過。」
 
但現在為什麼把教改責任怪到我身上？我當過教育部長嗎？我是行政院長嗎？建構式數學是我們提的嗎？
 
我們提高等教育要有審議委員會，高中高職要有合理比率，如何把高職慢慢轉換成一般高中、綜合高中，提升老師的專業自主，把所有人帶上來，我們比任何官方成立的諮議委員會更努力，這些理念不對嗎？
 
大家把教改失敗的責任推到我身上，我想最主要原因是二○○○年我主張政黨輪替。
 
問：你怎麼看待自己在中研院十年的表現？
 
答：過去幾年，中央研究院在技術交流及移傳方面，有不少突破，現在很多傑出的國際研究人員也願意和中研院合作。例如何大一院士，就和中研院一起做疫苗基礎科學研究，人家願意這樣做，是相信中研院的能力。
 
而且人才會吸引人才，台灣有一個研究機構具備國際級水準，就可以幫助其他大學也提升學術研究水準。過去十年，中研院研究水準一路攀升，以後的十年，中研院也會幫助國內大學一起「向上提升」。（更多精采內容，詳見《今周刊》第49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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