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是昨非，抑或昨是今非？教科書一綱多本爭議之分析 @ [世界公民運動]李東昇的新家

標題：今是昨非，抑或昨是今非？教科書一綱多本爭議之分析
作者：周淑卿
日期：2003-11-07
內文：

今是昨非，抑或昨是今非？教科書一綱多本爭議之分析

周淑卿國立臺北師範學院

摘要

國中小教科書開放迄今已十三年，過去雖因市場競爭而爭議不斷，但是在九年一貫課程正式實施，國中學科全面開放後，因一綱多本所引發的爭論愈演愈烈，回歸統編本的聲音也逐漸浮現。

教科書自由化的主要訴求在於：去除一元化的思想或意識型態、藉由市場競爭提升教科書品質、以及促進教師的課程專業自主。然而因制度上的相關問題未作妥善處置，以致於發生七個主要問題或質疑，包括：

版本歧異，課程難以銜接，也造成命題困難
教材觀點多元化的假象
市場集中趨勢明顯，形成另類統編本
媚俗傾向，品質不見提升
市場競爭導致教師專業倫理疑慮
教師更為依賴教科書
書價大幅上揚，不利弱勢學生

這些問題各有其直接原因，且皆是可解決的技術問題。課程銜接與命題困難的問題，應從課程綱要所含重要概念的明確化著手；教材觀點能否真正多元化，取決於審查觀念的開放性。源自市場競爭的幾個問題，如另類統編本、教材跟隨流行口味、教師專業倫理疑慮，以及教師對教科書依賴性更深等，這些問題要根本解決，必須致力於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能與專業精神，並且建立明確的市場規範。

政策的決定必須思考什麼才是必須堅守的基本價值，不應為了技術問題而推翻核心價值。所以，若確信思想自由為教育政策的根本價值，即不應為了技術問題而回歸統編製。

壹、前言

中小學教科書一綱多本的政策近年來成為各方爭議的教育改革議題。各大報紙的民意論壇屢見投書，指陳一綱多本造成書價高昂、不同版本導致年級之間教材銜接困難等問題。民國92年由一群大學教授發起的「終結教改亂象，追求優質教育」全民連署行動，在其《重建教育宣言》中，一綱多本的教科書政策即為其批判項目之一。該宣言中指出，一綱多本政策不但讓書價昂貴，增加家長的經濟負擔，而業者的促銷手法，也讓各級學校教科書採購過程紛傳弊端。一時之間，一綱多本儼然千夫所指，為當前教育亂象的重要來源。為回應各界的批判，教育當局採取了某些措施。例如，為抑制教科書價格，九十一學年度的教科書採購事宜，已由各縣市政府組成聯合委員會辦理。第一、二階段計價工作分由臺北市、臺北縣政府教育局主事，出面與各出版社議價。

此舉雖降低了書價，但也差點引發出版商集體抵制行動；其後雖順利完成議價，也一如預期，壓低了教科書價格，但教科書的周邊教材（如參考書、測驗卷）價格卻提高了。 92 年四月，苗栗縣政府為解決境內學校教材銜接問題，全縣國中小各個領域分別採用同一版本，甚至於九月串連各縣市政府未來採同一作法。此舉一出，非但引來出版社抗議，教育指出其作法違反國民教育法規定，全國教師會亦認為此舉限制教師專業自主權，而表態反對。94年，九年一貫課程架構下的首次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如何命題才能公平合理地檢測學生的能力？此一問題更使得一綱多本政策備受爭議。

事實上，目前各界所指陳的問題皆是教科書自由化可能產生的困擾，不過這些困擾在當年決定是否開放之際，皆曾有相關討論。民國 76 年解嚴之後，對於解除管制、自由化的要求，讓當年的決策者以自由民主為最高價值，而這些可能產生的問題，當時則樂觀地認為可順利克服，於是教科書審定本取代了統編本。民國78年前後期間對教科書制度的討論，正如今日一般熱烈。當時，學者為文指出統編本如何統一學生思想，造成教育的一言堂；社會團體加入學術界對教科書意識型態批判的行列，力陳教育應回歸民主自由的基本價值。對照今日對一綱多本的一片撻伐，甚至要求回歸統編本的聲音，豈不令人迷惘於「今是昨非抑或昨是今非」？

教育政策的制定固然不可能完善無缺或符合所有人的期望，然而，國家對於教育方向應有其基本價值。立基於此基本價值之上，乃有政策上的作為或不作為。討論一綱多本的教科書問題，應分辨何者是價值問題，何者又是技術問題；若一綱多本政策的基本價值是這個社會所維護的，那麼，問題的解決應置於技術層面上，而非推翻教科書自由化的大方向。本文以肯定一綱多本所維繫的自由價值為論述立場，分析一綱多本的爭議點，並指出相關問題的因應之道。

貳、教科書自由化的論述

教科書不只是組織這個社會的知識系統，也參與創造一個社會所認為合法、真實的知識，協助設立真實性的標準，再創知識、文化、信念、道德的參照點（Apple & Christian-Smith,1991，4）。掌控教科書的編輯出版，即相當於握有界定合法知識的權力。在實施教科書自由制的國家（如英、法），教科書須通過某些專家的評論、獲得採用單位或人員的認可；在實施審定制的國家（如美、日），教科書須經過審查單位或團體的檢查。通常只有合於主流意識型態的教科書得以順利發行。所以，透過教科書，即可管窺一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型態。

誠如Eggleston（1977）所言，在一個社會中，什麼被視為知識？什麼不被視為知識？這個問題可由學校教科書中找到答案。因為學校的課程包含了社會認可的知識，及蘊含於其中的合法化意識型態。當教科書編輯出版的權力收歸於中央政府時，「最有價值的知識」由國家界定，由於所建構之知識體系不經挑戰與批判，或反映特定支配階級的利益，而沈澱為意識型態。

解嚴之前，由於我國中小學教科書長期實施統編製，加上戒嚴時期特殊的政治目的，使教科書成為政治社會化的媒介。當社會更為自由開放時，專斷的政治意識型態成為眾矢之的，連帶的，性別與種族上的偏見也成為多元社會中教育批判的重點。統編本教科書代表政府的預設立場，且是具體可見的學校教育內容，自然容易引起關注。解嚴之後，直接針對我國中小學教科書進行意識型態分析者增加，分析的對象以人文社會科為主，其中國小的社會科、國中的公民與道德更是研究者關注的焦點。

其原因為人文社會科主要在傳遞價值觀，有關政治、文化、社會的態度與認同，皆經由這些科目達成預期目標，所以，更容易成為意識型態傳遞的途徑（周淑卿， 1996）。由於國語（文）、社會、公民、生活與倫理等科目，向來蘊含最多道德、生活態度、政治概念，因而成為批判重點。當時，社會各界批判中小學教育成為國家的意識型態機器，亟思去除加諸教育的威權箝制，於是興起一陣教科書開放的呼聲。

其次，長期以來由政府機構負責教科書的印製發行，缺乏競爭的結果也使得教科書品質備受批評。黃炳煌（1988）指出，各界對統編本教科書最大的批評，除了意識型態不夠多元，還有教科書的內容陳舊、品質欠佳；份量太重、內容太深；年級間的縱向銜接，以及同一年級各科之間橫的統整不足。這些有關統編本的問題被歸因於「缺乏競爭」。由於單一版本，所以在內容上無法考慮不同地區的需求，且因獨家專賣，在品質提升與內容更新上不夠積極；也由於只有一個編輯群、一套教材教法的觀點，在課程設計上即使有問題，也缺乏監督改進的機制。學校只傳送一種商品，因此容易造成知識生產者的支配，以及中盤商（如教育行政機構）壟斷的局面（陳伯璋，1988）。

再者，由於統編本教科書呈現著全國一致的課程內容，校內評量與校外考試以教科書為唯一來源，於是促使學生記誦課本文字以取得較高的考試成績，僵化思考方式；對教師而言，則養成對教科書的依賴習慣，以教科書為課程的唯一來源，阻礙了對課程與教學設計的專業能力發展。教科書的開放乃試圖帶領學習內容、學習方式的開放，讓教與學突破教科書的狹隘範圍。

正如歐用生（1988）所指出，中央獨佔教科書決策權，其他專業團體、出版社全被拼除於門外；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結果，一切都定於一尊。教科書統一、命題統一，思想自然歸於一統。定於一尊的教材，抹殺了地方特色，不能適應地方的需要。而國定本教科書編者的主觀、偏見或意識型態，深深影響每個孩子。教科書審定制度的實施，主要在改善上述的弊端，希望吸引優秀人才投入教科書的編輯出版事業，藉著市場競爭，刺激創新動力，讓不同的編輯理念、課程設計觀點得以展現。透過學校的自由選用，使教科書更能適合各學校的需求。

由以上分析可知，民國78年前後對教科書自由化的論述主要有三方面訴求，其一是去除一元化的思想或意識型態，其二是藉由市場競爭提升教科書品質，其三是促進教師的課程專業自主。教科書審本的開放，像徵著「知識解嚴」與「教育自由化」，在課程政策上具有兩大意義：

一、課程內容的多元化

開放編輯之後的教科書正式成為市場上的商品，知識在政治經濟體制中，也像是一種商品，一種文化生產的資本和消費體系所形成的成品。如同其他商品上市一般，出版商為獲取利潤，必須掌握消費者（學生、家長、教師）的喜好與需求，評估市場走向，設法網羅一流人才，選擇知識素材並作最佳的組織安排，甚至要配上最精美的包裝，輔以相關的副產品（如教師手冊、視聽教具、自學教材），加上完善的售後服務（如辦理教師進修、免費研習活動），以提高其市場競爭力。由於編輯群的不同，對知識選擇與組織的觀點有異，在適當的教科書審查制度下，各種意識型態、各類觀點可以百花齊放。

二、課程權力的重新調整

在我國的國定課程架構下，課程標準由教育部不定期邀集相關學者專家進行修訂，舉凡必選修科目、時數、實施通則、各科教材大綱、教學實施要點等均有詳細規定。以往在課程標準訂定之後，由國立編譯館組成教科書編輯委員會據以編輯教科書；某些科目發展實驗教材時，國小方面則委由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國中的數理科則委由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進行研究發展，並編寫教科書。教科書編印完成後，由臺灣書店負責發行全國各國中小學，到達教師與學生手上，教室裡的教學、校內評量、升學考試則依據教科書進行。在一連串的程式中，中央政府握有最大的權力。從上游的課程標準、教材大綱，中游的教科用書編審，到下游教科書的發行，無一不由政府總其責。

審定本開放，連帶出現的是教科書審查方式的重新建立，以及學校採擇教科書的自由。所以不只是編輯發行的權力由國家轉移至私人，並且審查機構也訂立一套審查標準，並組成審查小組進行實際的審查工作，以昭公信。更重要的是教師開始擁有選擇教科書的權力，甚至於家長、學生都可能有提供意見的機會。於是教室層次的課程決定不再侷限於唯一的教科書之框架中，教師可以選擇對本身教學、學生學習最有利的教科用書，擴大教師在課程決定上的權力。因而，學校在課程上的自主性亦往前推進。

參、一綱多本的問題分析與解決方向

從民國 78 年第一波國中藝能科審定本開放、80 年國小藝能科審定本開放，至 85 年國小學科開放，到了九年一貫國中小教材全面開放，審定制實施已近 13 年。當初開放審定本的三大訴求：多元化、品質提升、課程自主，多年之後再行檢視，其背後的陰影卻已遮蓋了原有的理想。多元化衍生了版本內涵差異過大，難以相互銜接，乃至命題無所依據的問題；市場化原本冀求提升品質，卻產生惡性競爭、內容庸俗化的問題；教師獲得教材選用權之後，非但沒有更專業自主，反而更依賴教科書。雖然這些問題皆起自一綱多本政策，然而，其直接原因卻未必皆歸於教科書自由化；若未能澄清問題的根源，率爾回歸統編製，結果只是再落入另一個問題的窠臼。以下以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的脈絡，就教科書自由化衍生的幾個重大問題逐一討論。

一、版本歧異，課程難以銜接，也造成命題困難

一般對於版本內容差異，產生課程銜接困難的說法，經常著眼於表面教材差異的問題。然而，課程銜接應當關心的並非「材料」，而是「概念」上的銜接。例如有關「動物成長的變態過程」及「觀察與紀錄生物成長的歷程」這個自然科的概念與技能， A 版本教材是「養蠶」， B 版本選擇「養菜蟲」，雖然使用的材料不同，而蠶和菜蟲的成長過程也的確有差異，但是所欲探討的概念與技能卻是相同的。假如在同一個學期裡學到相同的概念，即可銜接下一學期。在「課程標準」的時代，由於各科教材綱要已列明各學期的學習重點，所以即使各版本的選材有異，在銜接方面並不構成困難。正如陳明印（1995）所指出，同一科目、同一年級各版本教科書，容或有文字、圖片，甚至單元內容及編排順序之差異，但在課程標準規範下，仍是異中有同，只要任課教師隨時補充說明，不致產生太大困擾。

同理，倘若各年級已有共同的學習重點，即使須進行升學考試命題，各科也有共同的基本概念為依據。過去高中數學、英文皆為審定本，但教科書乃是依課程標準所列的教材綱要編寫的，也許教材的選擇和組織方式不同，但主要的概念內涵是相同的，所以對命題工作並不構成太大困擾。應考者雖面對眾多版本，但只要精熟一個版本的概念，其他版本只須稍作參考，所以升學壓力主要不是來自多版本的問題。

然而，九年一貫課程政策下，課程銜接的問題卻與過去不同。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內涵採能力指標型態設計，各學習階段跨越二至三個年級，一項能力指標就涵蓋了四個學期以上的學習內容。且，能力指標僅指出階段結束時學生應當具備的「能力」，對達成此項能力應當學習的具體概念或技能卻未明列。各出版社對於能力指標的解讀不同，編者所著重的概念有異，於是各版本在概念的縱向層次上產生了很大的歧異性。教師若在學期之間或年級之間更換版本，必然會產生課程不銜接的狀況。為避免此種問題，即有學者建議可考慮全校各年級同一領域選用同一版本，或參考日本的「廣域採擇制」（即全區採用同一版本）（歐用生， 2003）。再不然，也須在同一學習階段內採用同一版本，否則課程銜接必然是師生的一大困擾。

即使全校或全區採用同一版本，但是因為能力指標所含學習概念不明確，各版本詮釋有異，升學考試命題仍將是一大難題。黃榮村部長雖提出「命題採各版本最大公約數」的說法，但在如今各版本觀點歧異的狀況下，這個「最大公約數」恐難認定。也有學者指出，命題要針對「能力」，而非針對各學科概念，然而此一說法亦有其不合理處。能力指標所描述的能力，有關情意態度與實作技能的項目必然無法以紙筆測驗測知，未來納入命題範圍者必然以認知類問題為主，此類問題將以學科概念為基礎，因此，命題豈能避開學科概念？

目前，學生因應基本學力測驗，必須同時研讀多個版本，以致造成學習壓力倍增；盛傳補習業者已將各版本內容綜合整理，以協助國中學生因應基本學力測驗。這些說法雖無實徵數據，但已是眾人皆知的事實。詹志禹等人（1995）在過去課程標準脈絡下所分析的－「升學壓力主要出自考生自我期許，以及競爭者的多寡，並不在於要讀幾個版本」，這個說法已不再能解釋如今的問題。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設計方式下，「研讀一本，即可通曉一綱」這個原則也不可行。

由前述分析可知，造成版本銜接、升學考試命題困難的直接原因在於課程綱要的設計方式，而非起自多版本的制度。若欲解決此問題，須再修訂課程綱要，增加對於能力指標內涵與重點概念的補充說明。

二、教材觀點多元化的假象

一綱多本的政策固然讓知識解嚴，不再由單一的意識型態操控教育，但在教材設計的理念與觀點上卻未必如當初所期望的百花齊放。鄧鈞文（2003）由市場化的角度觀察，認為教科書開放並未促成教材設計與編輯觀點的多元化。因現行審定制度下，教科書編者為如期取得發行執照，往往顧及審查者的偏好，而採取較保守的作法，於是各家版本內容的差異並不大。鄧鈞文的說法尚有未盡之處；「迎合審查者偏好」一事，此「偏好」所包含不只是材料的選擇，還可能涉及該科的教育理念、課程構成方式、教學方法的觀點。所以即使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給予教科書編者很大的詮釋空間，而各版本在題材選擇、學習重點、單元順序上各有不同，但是在更根本的教材教法觀點上，卻很容易因審查者的偏好而趨於統一。而此種教材設計觀點上的一致化，較之表面材料上的相似，更為嚴重。一旦在課程設計、教材教法觀點上趨於一致，「多元化」也僅只是一種表象。

有關教材觀點的問題，自實施審定制以來即不斷傳出審查者與編者的意見對立，至今此編審對立的問題依然難解（周淑卿， 2003）。其間雖然也有「設立教科書爭議仲裁機構」之議，始終未能付諸實施。然而在教科書自由制之下，多種版本卻可展現多元的教材觀點，所以在審定制中，教材觀點能否多元化，主要取決於審查者觀念的開放程度。

三、市場集中趨勢明顯，形成另類統編本

在審定制開放之後，多種商品的競爭帶來自由的氣象，但是新的支配勢力也蓄勢待發，資本的多寡成為教育市場上新的權力指標。在市場競爭中，資本雄厚的出版商以其資本與行銷通路，擴展其教科書的佔有率，而規模較小的出版社則不易尋求生存空間。隨著市場自由的發展，教科書市場也出現某些資本雄厚的大出版商佔據大部份的消費市場。由於使用者眾多，這樣的教科書彷彿成為新的統編本。

市場集中的狀況在國外亦是如此。優勝劣敗本是市場法則，擇優汰劣亦是教科書開放的基本訴求，倘若勝出的幾個版本確是因其教材內容的優越而獲得選用者青睞，而教師也不以教科書為唯一的教材，即使出現市場集中趨勢亦無可慮之處。「另類統編本」之成為一種疑慮，一則暗示了大眾對於目前教科書選用過程之客觀與公正性的懷疑，唯恐市佔率高的版本並非以教材內容取勝；二則隱含著對教師課程專業能力的不信任，唯恐該版本統一了全國孩子的學習內容。在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中，是否有少數版本佔有大部份市場，並不是個值個憂心的問題。要避免另類統編本統一課程內容，更應著力於維護教科書市場的秩序，讓競爭的焦點回到教材內容本身；而教師使用教科書的正確觀念與方法更是長期努力的方向。

四、媚俗傾向，品質不見提升

教科書不只是文化產品，正如同電影、音樂、電視一般，也是生產與消費的文化商品，是社會與經濟過程的一環。即使教科書是用以傳遞概念的工具，也仍然要上市。而教科書的發行，一如其他文化產品，是一種資本市場中的商業行為。這市場是各種政治經濟力量複雜交錯之處，教科書能否在市場中順利行銷，不僅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控制，也被看得見的、教科書政策的那隻手所決定（Apple& Christian-Smith ， 1991, 5）。由於市場競爭的激烈，教科書必須考慮市場需求以追求短期利潤及長期行銷優勢。要跟得上流行的觀點，例如建構論風行時，教科書就得強調建構學習；要講究行銷策略，所以要提供試教費、贈送輔助教具（李宗薇，1998）；要提高市場佔有率，於是必須投多數教師之所好。

當套裝知識以教科書的商品形貌大量推銷時，教科書的出版也成為一項文化工業：學科、教育專家生產作品，由出版商進行大量的機械性複製，然後投入市場去交易，最後由讀者來消費（黃瑞祺，1986:283）。既是消費品則須投合大眾之所好，跟隨流行的價值與品味。在教科書的編寫上，開始傾向於使用青少年的流行用語，以漫畫取代文字的描述，取材上也逐漸採用青少年流行文化，以迎合青少年的喜好。然而，過度呼應青少年文化，卻易使教材流於膚淺。因此，若無適當的審查與理性的選用，教科書容易流於媚俗。此外，在九年一貫課程中，由於課程綱要公佈距離新課程實施的時間過於急迫，壓縮教科書的編輯與審查時程，教科書更被指責錯誤百出、品質下降。凡此，皆引發大眾對「一綱多本，提升品質」的質疑。

教科書要進步，版本多元化與選用的理性化，兩者缺一不可（詹志禹、吳璧純， 1995）。多元的創造，既鼓勵不同的想法並存，也激發創新的能量。但是除非教師能對教材進行專業判斷，依學校情境各取所需，才能鞭策出版者追求專業理想，提升教材品質。倘若選用者習於傳統教材教法，只願接受「熟悉的」、「容易教的」內容，無形中即抑制了創新性，初始的多樣性也很容易一元化。此外，過去統編本通常經過長期的教材研究、試教與正，但是教科書開放後，為防杜出版社以試教之名行「綁樁」之實，遂禁止試教，再加上新課程實施倉促，準備不及，審定本顯然失去長期研發的客觀條件。由此可見，在多元競爭的市場中，教師的專業判斷、教材長期研發的條件才是促使教科書品質提升更重要的因素。

五、市場競爭導致教師專業倫理疑慮

教科書商品化之後，產生了商品行銷的配套服務行為，在缺乏制度規範下，不當的行銷手法深入校園，成為教科書自由化政策中備受批判的問題，也成為要求回歸統編本的主要理由。

出版業者為爭奪教科書佔有率，多投注高額經費於行銷上，最常見的行銷方式包括贈送教具或其他實物（包括硬體設備），甚至有贈送金錢或招待旅遊的傳聞（陳榮裕， 2000）。教具的贈送在合理範圍的認定上最為困難，因為究竟何種贈品確實與教學毫無關係，其界線難以掌握。例如微波爐這項贈品，若以價格來看或可說是件「賄賂品」；從家政科教學的需要上來看，或者可以解釋為教具。雖然後來教育部明令禁止與教材內容無直接關聯的贈品，但遊走於合法邊緣的教具（如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各類VCD、自然或社會領域的全套百科全書），仍在教科書的行銷說明會場上隨處可見。更受爭議的是，究竟這些贈品最後成為學校的設備，或成為教師個人的私產，非學校中人難以瞭解。

這些來自市場競爭所導致的教師倫理疑雲，使教科書開放政策蒙上陰影。然而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市場規範的不明，主事單位若能對於行銷管道有明確規範，以維護市場秩序，才能導引教科書回歸教材本質的競爭。

六、教師更為依賴教科書與行銷服務

由於教科書呈現合法知識或「正確的」知識，教師依據制度的規則使用教科書，而產生其權威；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很快學會應如何看待教科書，而這也是學習一個學生角色的儀式之一（Apple,1979,51）。在統編本時期，教科書是主要的課程來源，在審定本開放後，此種狀況也沒有太大改變。民國84 年，黃政傑仍觀察到教師誤用教科書的八種型態，分別是孤立型、奉若聖經型、照本宣科型、食譜型、畫重點型、忽視型、囫圇吞棗型和趕進度型。由於對教科書的誤用，使得教師在教室中所陳述的觀點被學生認為不是他自己的想法，而只是將教科書的文字轉換為口語罷了（Olsons, 1989）。即使到民國92年，研究仍然顯示教師仍以教科書為知識的權威，不太敢更動或有所遺漏（吳心怡，2003）。其實教科書內容仍有待教師的闡釋或校正，教師應是教科書的另一個真正的「作者」。

統編本時期，教師無法要求政府配備多少教具，但是教科書市場是買方市場，教師握有選用大權，出版社為爭取訂單，無不設法盡力滿足教師的各項要求。如今各大出版社提供的教學周邊資源，包括各單元的學習單、評量題庫、CD、VCD、教材綱要簡報，幾乎包辦了所有教學所需材料；自然科若有養蠶單元，有些教師請出版社業務員提供桑葉，另外還幫忙將蠶養到第七次蛻皮，以供教學觀察。甚至學校每學期的課程計畫、教育局要求的教材銜接計畫，許多教師也委託出版社代為撰寫。這些情事在出版社業務員之間流傳已久，早已不是新聞。教科書開放後，套裝課程（curriculum package）因出版社的努力而更加完備，而這些教學配套資源，對原本依賴教科書的教師而言，讓他們的專業能力更加退化。事實上，出版社提供的周邊資源若與教材適當搭配，可增加教師的教學成效，也值得鼓勵。之所以造成部份教師能力退化，應歸咎於教師缺乏專業自律，而這個問題須由教師專業發展的管道再行改善，否則，即使回歸統編製，教師依賴教科書的問題依然無解。

七、書價大幅上揚，不利弱勢學生

教科書商品化之後，由於民間出版社各自投資於教材與教具研發，加上教科用書印刷品質的改良，書價較統編本高。民國85年元月，教育部宣佈不再對民間教科書進行核價，此後書價即由各出版社自訂。即使取消核價，各出版社通常也會相互比較定價，盡可能與別家價格相當。通常一本課本的價格約在80元上下，大約青少年在速食店消費一次的價錢，價格不是太高；但是若再購買參考書、測驗卷，就形成不小的家庭開銷。近兩年由於景氣不佳，失業率上升，教育費用對家長構成沈重壓力，於是教科書與周邊教材價格的問題即浮上檯面，成為大眾關心的議題。 91 年國中小教科書聯合議價後，雖壓低了書價，但卻轉嫁到參考書的定價中。書價高昂的問題引發了教育機會不均等的討論，教科書出版社被指為一心牟利的商人，成為眾矢之的。

事實上，將本求利，原本即是商業經營的原則。出版社挹注於教材研發的人力物力成本，必須由其後的售價中回收。所以教科書的定價應有合理的核價過程，考量當時的物價指數，以及出版社的研發與印製成本，讓出版社獲得合理利潤。至於弱勢學生，可由出版社提撥一定比例的冊數，免費供給學校內的經濟困難學生。參考書與測驗卷的購買是家長的自由選擇，難以納入核價範圍；有關參考書降價的要求，或許只能在教科書核價過程中進行道德勸說。其實參考書一直存在，也不是審定制實施後才產生的問題；統編本時期，一位國中學生可能每一科都買了兩本以上的參考書，當時家長對參考書價的反應卻不如今日激烈。如果要解釋此種狀況，或許是面對多變的教育改革、多元的入學方式，再加上經濟壓力所產生的不滿反應。

肆、結論

讓意識型態多元發展、讓不同的教材觀點展現、增加教師的教材選擇權、以多元競爭的機制促進教科書品質，這是教科書自由化的理由，而思想自由、知識開放正是其核心價值。回顧過去許多爭取「解除教育管制」的社會運動，所追求的不也是此一根本價值？

如前文之分析，有關一綱多本的諸多問題，其直接原因並不在於教科書自由化，況且這些原因皆是可以解決的技術問題。課程銜接與命題困難的問題，應從課程綱要所含重要概念的明確化著手；教材觀點能否真正多元化，取決於審查觀念的開放性。源自市場競爭的幾個問題，如另類統編本、教材跟隨流行口味、教師專業倫疑慮，以及教師對教科書依賴性更深等，這些問題要根本解決，必須致力於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能與專業精神，並且建立明確的市場規範。回歸統編製，既無法真正解決前述的問題，而統編製的問題也將再度復活。

政策的決定必須思考什麼才是必須堅守的基本價值，否則，若為了技術問題而推翻核心價值，其結果是治絲益棼，徒然增加政策的不確定性，讓大眾對政策失去信心。如果我們確信思想自由是教育政策的基本價值之一，就必須明確地分析問題，採取有計畫的行動，以解決這些技術問題。

參考文獻

Apple , M.（1979）. Ideology and curriculum. NewYork: Rougledge & Kegan Paul Ltd..

Apple, M. &, L. K.（1991）. The politics of thetextbook. New York: Routledge.

Eggleston, J.（1977）. The sociology of schoolcurriculum. London: RKP.

Olson, D.R.（1989）. Sources of authority in thelanguage of the school: A response to『BeyondCriticism'. In Suzanne de Castell, Allan Luke &Carmen Luke（Eds.）. Language authority andcriticism-Readings on the school textbook（pp.233-244）.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吳心怡（2003）。國小教師教科用書使用情形之個案研究。國立臺北師院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宗薇（1997）。教科書的編輯機制。課程與教學季刊，1（1），41-56.

周淑卿（1996）。我國國民中小學課程自由化政策趨向之研究。國立臺灣師大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

周淑卿（2003）。論教科書評鑑機制建立之必要性。載於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年刊，出版中。終結教改亂象，追求優質教育（2003）。Available:http://www. highqualityeducation.com。

陳伯璋（1988）。意識型態與教育。臺北：師大書苑。

陳明印（1995）。國民小學教科書審定制的相關法令與重要內涵。國立編譯館通訊， 8（4）， 4-8。

陳榮裕（2000, 6.29）。推銷教科書書商行賄大方送。中國時報，第9版。

黃政傑（1995）。教科書的誤用與正用。載於作者，多元社會課程取向（167-179）。臺北：師大書苑。

黃炳煌（1988）。論教育自由化。現代教育， 3（1），3-11。

黃瑞祺（1986）。文化工業與大眾文化。載於作者編，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臺北：巨流。黃榮村（2002）。國中小課程教科書相關問題之檢討與因應。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立法院第五屆第二會期專案報告。

詹志禹、吳璧純（1995）。教科書開放政策的挑戰與因應。國立編譯館通訊，8（4），15-20。歐用生（1988）。教科書政策自由化的途徑。中國論壇，312。

歐用生（2003）。在「教科書開放制批判」的大合唱聲中。立法院「教科書問題座會」資料。